新中国成立后，伟大的中国人民开始投入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

上世纪五十年代，通过对国内复杂形势和国际环境的判断，新中国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在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向苏联学习，军事方面也不例外。

1950年7月，刘伯承主动提出参加筹建陆军大学的工作，党中央毛主席立即批准了这一请求。1951年1月15日，在刘伯承的努力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正式在南京成立，刘伯承出任院长兼政治委员。

军事学院成立后，苏联方面向中国提出了援助，包括派遣军事顾问，帮忙设置课程和训练内容。

1956年1月，经过5年的努力，南京军事学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

然而，这一年2月，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严厉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并全盘否定了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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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秘密报告一经传出，在中共中央引起了强烈反响。毛主席指出：“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外国”。6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克服教条主义”的号召。

正在领导军事学院的刘伯承元帅也明确提出要实事求是，并支持中央开展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但同时，他也指出“不能开展过火的斗争”。

1957年2月，针对南京军事学院的情况，中央军委高度关注，并派出了12人工作组入驻该院，调查情况。

这时，正在北戴河养病的刘伯承曾先后三次给南京军事学院党委写去了信，并在信中提出一定要重视反教条主义。

不久，调查组的调查报告便上交到了中央军委，调查报告中指出了该学院在教学过程中的问题，并称“教条主义相当严重”。

作为军事学院的院长兼政委，刘伯承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这一责任。

同年8月，刘伯承因身体原因向毛主席和彭德怀递交了辞去军事学院一切职务的报告：

“原来就是残疾多病的身体，勉任六年学术工作，极感吃力。……一俟病愈，再赴北京专任军委委员参加实习机关工作。”

中央军委很快批准了刘伯承的辞职，尽管刘伯承在这时主动揽过了责任，希望能够以辞职的方式阻止反教条主义进一步发展，但事情发展并没有如他所预料的那般展开。

1958年6月的批判会议上，毛主席语气严肃地说了这样一番话：

“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自己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我们自己的嘛，另外参考人家的。”

会上，彭德怀在听到毛主席的话后，也附和道：

“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连北京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教条主义可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正在外地养病的刘伯承得知这些情况后，开始冷静思考应对之策。不久，刘伯承下定决心选择检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护一些同志，才能够使得党内团结。

7月10日，刘伯承元帅拖着病体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来到了中南海怀仁堂。

其实，毛主席在得知刘伯承的身体情况后，还曾表示：“让他表个态就行了，不来也可以。”邓小平也同样关心地说道：“他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不要搞得太紧张。”

尽管如此，刘伯承还是决定亲自出席会议，当众做检讨。宣读检讨时，刘伯承既做到了实事求是，但同时也不乏有违心的自我批判，每每念到这些地方，他便哽咽不已，需要停下来缓一下才能继续。

这次会议最终以刘伯承元帅泪洒怀仁堂结束，但他想要借此保护一批同志的目标并没有达成。不少同志因此被降职降级，调往地方工作。

在1958年的会议上，彭德怀为何会提到红军时期的事情？甚至说“逼死过革命同志”呢？

原来，这其实是彭德怀和刘伯承两位老帅之间多年的误会。

1933年2月，在红军进行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刘伯承升任红军总参谋长，这一时期，毛泽东则失去了军权。

刘伯承曾在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是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喝过“洋墨水”的。而且，刘伯承此前还参加过辛亥革命、北伐战争……

因此，在王明、博古揽过中央苏区的军政大权后，不懂军事指挥的博古便将目光放在了刘伯承的身上。

刘伯承就这样被推到了当时激烈的“土洋之争”的台前，并成为了洋派的代表。在担任红军总参谋长期间，刘伯承还先后发表了反对毛泽东、彭德怀“游击主义”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

“游击战术最大的害处就是不能打正规战，不能够进行大兵团集群作战。”

彭德怀听到这一说法后，不满地说道：

“要是按照刘伯承的说法打，跟国民党硬拼，我看红军好不容易攒的这点儿老本都要赔进去了。”

这样一来，刘伯承自然被划分到了王明博古一派。彭德怀对这位留洋归来的同志很是不满。

而在之后发生的一次作战中，更是让彭德怀对刘伯承的印象差到了极点。

1933年2月，临时中央下达了攻打南丰的命令。尽管周恩来多次提出反对意见，但遭到了无视。

就这样，攻打南丰的命令下达到了彭德怀所在的红三军团。

彭德怀一听要打南丰，立即火了，他愤怒地说道：“行，我看他们不把三军团打光不甘心。”

一切正如彭德怀所预料的那样，南丰城易守难攻，红三军团损失严重，还没有拿下南丰。他心疼地破口大骂道：“都是刘伯承，瞎指挥，再打下去，红三军团都要被打没了。”

最终，周恩来得知这一惨败的战况，为减少我军损失，不等向临时中央请示，他便下达了红三军团撤出战场的命令。

彭德怀将这次的失败归咎于刘伯承。但实际上，在攻打南丰一事上，刘伯承也是不同意的。

当时，周恩来向临时中央发来电报后，刘伯承认真对前线战事进行了研究，并表示前线更有发言权。于是，刘伯承在当晚便向临时中央提出了反对强攻南丰城的建议，但同样没有被采纳。

就这样，红三军团只得执行命令。这一切，彭德怀并不知情，反而把责任怪到了刘伯承的身上。

再来看看刘伯承，通过战斗，刘伯承认识到了游击战的重要性，并开始了自我反省。因此，在第四次反“围剿”之后，刘伯承便提出采用游击战术的主张。不过，他却被嘲笑“土”。

不久，刘伯承便被免去了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此后，在紧张的战事中，刘伯承和彭德怀也终究没能就此事说开，导致两人之间的隔阂和误解一直存在。正因如此，才有了彭德怀在1958年说的“红军时期，教条主义害死革命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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